刑事事實認定自由裁量權之規制——以“排除合理懷疑”入律為視角

 

杭州鐵路運輸法院課題組

 

引言

司法裁判離不開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法官在審理案件中發揮主觀能動性,正確運用自由裁量權,才能確保案件的公正裁判。目前我國尚未構建自由裁量權行使的法律約束機制,綜合審查判斷全案證據是否達到證明標準由法官根據案件情況自由裁量,通過行使自由裁量權來認定事實將是一個可能出現錯誤的困難過程。為達至證明過程中自由裁量權行使的適度與均衡,盡可能地使裁量結果趨近于客觀事實,有必要對事實認定自由裁量權進行深層次的探究。

刑事審判中的事實認定,是指法官借助證據對案件事實做出判斷和認定的過程。刑事事實認定是適用法律作出判決的前提和基礎。從證據中探究事實,是一個建立在綜合法官的感官、法律思維方式及社會生活經驗之上的與法律事實進行對話的過程。這一過程的特點使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產生差異,法律適用是對既定事實進行技術性思考從而尋找法律的過程,更多地依賴法官的理性。而事實認定是試圖重現已發生事實的過程,它依靠的不僅是理性,更多的是一種經驗,是面對未知進行判斷的過程。審判中,法官無法回到過去對已經發生的案件看個究竟,而只能在紛繁無序甚至充滿矛盾的證據之間進行審查、分析、取舍,以判斷案件事實。雖然對于被告人來說判決的最終結果只有有罪和無罪兩種,但是法官在對根據證據所獲得的案件事實進行認定時,實際上存有3種狀態:有罪、無罪、真偽不明。[1]對于存在客觀不變證據、直接證據的刑事案件,一般情況下法官可以輕而易舉認定犯罪事實。對于沒有客觀不變證據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之間可能也存在一些矛盾、即“定罪有疑、不定有憂” 的大量處于“中間地帶”的刑事疑案,在證明標準上很大程度的依靠法官自由裁量。對于這些案件,我們既不能輕易認定犯罪,也不能簡單疑罪從無,不能僅僅滿足于消極的證據裁判主義原則,需要法官規范的行使自由裁量權,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來認定事實。

一、事實認定中刑事自由裁量權的運行實踐

近年來,我國刑事重大錯案時有發生,已經影響到刑事審判的公正性,社會民眾對事實認定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提出了質疑。一項對某中級人民法院判決的 60 件有罪判決的刑事案件的實證考察顯示,在證明標準上符合學理上關于“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的,只有 59.6%,其中大部分生效的有罪判決中,證據是基本能夠印證和采信。[2]據近幾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被告人被判無罪案件所占審結刑事案件的比例極低,其中多為自訴案件中的被告人。一方面“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錯案頻發,另一方面“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無罪判決寥寥,兩者形成反差。下面通過典型錯案的分析,來客觀反映我國刑事自由裁量權在行使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一是犯罪事實是否發生的證據存在重大疑問,仍予以定罪。如佘祥林故意殺妻案,佘祥林的妻子并未被殺害,案件審理時,法官過于相信偵查部門的偵查結論,以被害人親屬對女尸的辨認筆錄作為佘妻被害的證據,對存在刑訊逼供的證據,缺乏調查核實,以佘的供述與不能相互印證的法醫鑒定結論、現場勘驗筆錄等間接證據來認定犯罪事實。而對佘所供述的在作案時間、方式上的明顯矛盾,死者所穿衣物并非佘妻所穿衣物等細節未予重視,擔心“疑罪從無”會放縱犯罪,進行“有罪推定”。案發11年后,佘妻回家,該案才被糾錯。

二是犯罪事實有證據相互印證,但存在疑點,仍予以定罪。如杜培武故意殺妻案。一輛警車內一男一女(杜培武的妻子)被槍殺, 二人均為公安民警,身上錢物被洗劫。杜培武被指控因其妻與男死者有不正當兩性關系,懷恨在心,而將二人殺死。法院認定杜有罪主要是以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和槍彈痕跡鑒定書、射擊殘留物鑒定書、精斑檢驗鑒定書等證據相互印證,看似證據很多,但在杜是否有作案時間、車上泥土殘留物鑒定結論、被害人槍支和財物的去向、杜被刑訊逼供的血衣等多個證據均存在疑點的情況下,法官按疑罪從輕、留有余地的做量刑上的降格論處。后真兇被抓獲,杜才被宣告無罪。

三是不同審級法院對相同證據案件作出不同的判決。如孫萬剛故意殺人案。

陳興會被害,其男友孫萬剛當晚穿過的衣服以及床單、被子上檢驗出與被害人一致的AB 型血,而孫本人是 B 型血,孫先無罪辯解后做了有罪供述。對該案件,在相同證據的情形下能否定罪,不同審級的法院對案件的處理相去甚遠。本案經過兩次上訴、發回重審均認定有罪,最終再審法院認為證據不足,宣告無罪。被告人長期被羈押,雖未實際服刑,但已承擔有罪的后果。

二、事實認定中刑事自由裁量權的出錯緣由

(一)對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反思 

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是指訴訟中對案件事實等待證事項的證明所須達到的要求。證明標準設置和掌握的寬嚴決定著案件的實體處理,成為證據充分或證據不足的分界線。[3]我國現行的證明標準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對于該標準的具體含義,僅有學理解釋,該標準與現行的證據和程序制度具有相適應的一面,但從其在實踐中運用及一些錯案的反思來看,該標準也暴露出功能上的弊端和不足,主要表現為:

1、證明標準忽視主觀因素、混淆目標與標準的關系,使刑事自由裁量權的行使缺少制約機制

我國的證明標準是以“客觀真實說”為理論依據的,追求案件的客觀事實,排斥裁判者的主觀認識,沒有對法官的主觀思維狀態提出要求和設立標準,而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必然要對案件事實和證據形成一定的主觀判斷。受傳統文化和法治理念的影響,國外更多的是從裁判者的主觀角度來確定證明標準,雖看似主觀實則具備很強的客觀實踐性。而我國刑事證明標準這種注重客觀而忽視主觀的認識理念,在未設立嚴格證據規則的情形下,導致法官認定事實時享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權,形成超自由心證主義。同時,該證明標準用理想的目標代替實踐的標準,混淆了目標與標準之間的關系,只是一個總體、抽象、原則性的口號,本身未包含較為具體的衡量方法,雖然其力求將“客觀事實”作為衡量認定事實是否正確的參照標準,但對這種一去不復返的客觀真實的認識不僅要揉合認識主體的主觀思維,其本身也正是認識主體通過證據所要竭力查明的,而將這種尚待查明的事實又作為認定事實的標準,在實踐中難以把握和操作,不易形成共識,致使法官在行使刑事自由裁量權時,往往憑其法律意識和信念去掌握,影響了辦案的準確性,弱化了標準的強制力,為裁判者消化案件提供了貌似合法的理由。

2、“兩個基本”降低了證明標準,缺乏無罪判決依據,增加刑事自由裁量權行使的隨意性

于證明標準缺乏具體可操作性,司法機關通過長期的實踐總結出一些經驗性的證明標準,也就是“兩個基本”,即“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確鑿”。這是彭真于 1985 年在全國刑事案件座談會上首次提出:一個案件,只要有確實的基本證據,基本的情節清楚,就可以判。此后,這個標準逐漸成為指導事實認定的準則。雖然“兩個基本”明確了訴訟的目標和方向,不必糾纏于事實的細枝末節,有利于提高訴訟的效率,但是,這樣的做法并沒有解決認識不統一的問題,所有被誤判的案件都曾被認為基本符合證明標準,這無疑為出于追究犯罪的目的而任意掌握證明標準打開了方便之門,為濫用自由裁量權提供了理由。同時,該證明標準是從正面界定定罪標準的,并未明確無罪的判定標準,導致法官對處于“證據確實充分”和“證據不足”之間的疑案,不敢、不愿輕易做無罪判決,根據我國打擊犯罪的傳統,往往以疑罪從輕的方式處理,而對于疑案以“證據確實充分”的表述來定案,并不存在任何制度上的障礙,這種做法,看似合理,實則嚴重的破壞了現代法治精神。

(二)對刑事訴訟證明模式的反思

證明模式是指實現訴訟證明的基本方式。證明標準和證明模式二者相互催生,相互影響。在刑事證明過程中,對單個證據的證明力判斷以及全案證據的綜合判斷均由法官自由裁量,定罪處刑的關鍵在于證據之間的信息內容和證明方向能否形成一致,對此可將其表述為“印證式證明模式”。雖然此模式在制度設計上體現維護程序正義前提下追求實體真實的訴訟價值核心,但其內在的缺陷也使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時遇到諸多問題,主要體現為:

1、印證證明模式他向性,導致刑事自由裁量權行使的單向性及糾錯困難

印證式證明模式過度依賴證明的他向性,在此模式下,一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以及證明力的大小不是由其自身決定的,而要依靠其他證據材料予以佐證,如能印證,則說明該證據真實可信,否則,不足采信。典型的自由心證國家就認定犯罪并不存在證據的數量性門檻,如果單個證據能使裁判者內心相信,就足以對被告人定罪,所以其更注重證據的質量。但在我國強調孤證不能定案,強調證據充分在某種程度上更要求數量,在某些案件中,即便法官能夠就指控證據的證明力形成被告人有罪的心證,但因缺乏其它證據的印證,不能定罪,導致在貪污賄賂、毒品等“一對一”案件中印證式模式會陷入證明困境。由于該模式是單一從正面印證的角度去發現事實,不注重從反面角度審查案件中的疑點,導致自由裁量權行使的單向性、不全面,不利于發現案件真實,所以,該模式因其合理性可成為一種有效的證明方法,但由于其局限性,不宜確定為一國刑事訴訟中單一的證明模式。同時,在該模式下定罪案件的證據體系能夠抵消外部相反證據的沖擊作用,除非是有關鍵證據直接否定已認定事實,否則,即使存在相反證據,但不能形成一定程度的體系,法官就不會行使自由裁量權糾錯,從而放棄之前的內心確信。

2、印證證明以犯罪成立為前提,易形成口供中心主義,導致刑事自由裁量權不正當的行使

刑事訴訟以無罪推定為證明前提,被告人在被定罪之前應為無辜。而印證式證明模式的運行機理與此相悖,其以被告人有罪為立論前提??卦V機關以力圖說服法官判定被告人有罪為追求目標,整個審判活動重點圍繞證明被告人有罪而非無罪展開。為適應印證式證明模式對定案證據的高規格要求,最有效的做法莫過于讓被告人自認有罪,特別是在疑案中,口供的獲得成為破案的關鍵,不僅能減少偵查機關收集證據的難度和壓力,也會使法官傾向作有罪判斷。這就可能導致刑訊逼供、超期羈押等非法行為的產生。而在具體辦案中,雖然可以通過查證屬實、互相印證的證據體系來證明犯罪事實,但也可能通過未查實的、虛假的證據來印證被告人有罪,因此,該模式并不能有效的防止錯案,在自由裁量權不正當行使時,反而會給錯案的滋生提供溫床。

三、刑事事實認定自由裁量權行使的規制途徑

(一)構建主客觀結合的證明標準

1、將“排除合理懷疑”作為反向證明標準

“排除合理懷疑”作為一種定罪標準,產生于十八、十九世紀,由英美最高司法機關通過系列的判例確認,已具有近四個世紀的生命力,其體現了“無罪推定”和“疑罪從無”的重要理念,在認定事實時注重相信裁判者的主觀判斷。刑事案件是過去發生的事實, 舍棄、拋開判斷主體的主觀活動,絕對還原事實本來面目是違反認識論的。因此,“在訴訟證明上,一方面要重視案件事實認定中的客觀因素,強調從客觀實際出發,防止訴訟證明標準偏重于主觀而導致主觀臆斷的弊端;另一方面,訴訟裁判中所描繪的沖突事實,實際上總是法官以一定的證據為基礎而形成的主觀感覺”。[4]而一些學者也認為:“理論研究和實踐證明,我們再也不能用一個深不可測的所謂‘客觀真實’的抽象口號,作為衡量刑事訴訟證明的標準了,而是要尋找一個既符合實際又易于操作的標準來指導證明活動”。[5]為此可借鑒“排除合理懷疑” 證明標準的優越性,在主觀與客觀之間尋求一個最佳平衡點,使主客觀這對矛盾統一于證明活動中。綜上,筆者認為我國刑事證明標準應表述為:以“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為主導,以“排除合理懷疑”為補充。

“排除合理懷疑”在我國經歷了從被批判排斥,到被重新思考認識、直至入律作為檢驗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這一發展歷程。在我國刑事法律制度建立初期,其作為自由心證的典型,被貼上資產階級道德觀、唯心主義、不可知論的標簽而被批判。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原有的法律已滯后,法學界的思維從單一的政治性轉變為多元的社會性,并意識到人認知的局限性,因而出現實踐先行,將排除合理懷疑作為審查判斷證據的方法。在訴訟結構、審判模式變革的今天,2012年新頒布的刑訴法第53條對“證據確實、充分”的內涵作了新的解釋:()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其第三項反映了立法界已重視證明過程中的主觀因素、自由裁量而將排除合理懷疑入律,這與自由心證制度的要求相符合,有助于強化事實裁判者的重要地位和重大責任,豐富和完善了該標準的可操作性。立法對證明標準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其并未明確排除合理懷疑的定位及具體適用等問題,立法對此并不能一蹴而就,必定要經歷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

2、“排除合理懷疑”在事實認定中的具體運用

 1)“排除合理懷疑”的界定及思維路徑

排除合理懷疑是指查證屬實的證據經過證明,在認定被告人有罪上已不存在任何有理由的懷疑,或者雖存在懷疑,但能通過確實的證據予以排除。首先,合理懷疑應當是具體的、有根據、有理由的懷疑,而非抽象的、純理論上的或缺乏一定事實根據的隨便懷疑。[6]其次,合理懷疑應當與案件事實中的定罪量刑有關。即使部分細節尚未弄清,但這些疑問不足以動搖證實事實本身已達到的證明度,則不屬于合理懷疑。

“排除合理懷疑”為事實認定裁量權的行使提供反向思維路徑:在這一推理過程中,首先假定前提不成立,即被告人無罪;其次由控方舉出有罪證據,辯方提出質疑,其可以是以反證的方式直接推翻控方的指控事實,也可以是以試錯的方式將指控事實陷入合理懷疑;最后可能得出三種結論:一是質疑不成立,取消推定,作出有罪判決;二是質疑成立,通過反證證實推定,作出無罪判決(絕對無罪);三是質疑成立,試錯成功而保留推定,作出無罪判決(相對無罪)。

“排除合理懷疑”與“證據確實充分”相比較,具有獨到之處。從方法論上看,其屬于典型的“證偽方法”,要求法官通過不斷發現證據中的疑點又不斷地分析、排除,以試錯的方使案件證據的真實性和關聯性更具有說服力,從而保證判斷的準確性;從證明方向上看,其是反向證明,其所特有的逆向思維更符合人們認識問題的實際情況,避免單純從正面用證據的堆砌來說明證據確實充分;從證明重點上看,其不是全方位證明,而是選擇具有合理懷疑的部分作為證明的重點,相對于證據的客觀性其更為重視的是證據的合法性。

2“排除合理懷疑”在事實認定中的具體應用

將“排除合理懷疑”作為反向證明標準后,法官在對證據進行綜合判斷時,就可以從證據本身的矛盾、證據之間的矛盾、全案證據的矛盾為出發點進行審查,從而為合理甄別證據,判斷案件事實提供主觀標準,防止先入為主的定罪傾向,并避免在口供得到印證的情況下置案件疑點不顧而定罪。[7]具體運用時應把握以下幾方面:

一是對無明顯疑點的案件

如被告人作有罪供述,且該供述能與其它有罪證據相印證的案件,或被告人作無罪供述但有充足證據證明的案件,一般情況下認為這類案件已達到證明標準,可以定罪。但實踐中也會出現被告人代替他人受過或證人串通陷害他人的情況,這就需要法官對基于生活經驗、法律常識甚至職業直覺而產生的合理懷疑,予以排除。如一起受賄案,行賄的公司領導、財務和其他業務人員都承認向某國有公司經理行賄,但該經理拒不承認。依據這些表面上形成印證的證據可認定受賄事實。但法官憑經驗發現疑點:幾名證人對兩三年前行賄事實的陳述在細節上高度一致,是否有串通的可能?后經過調查得知行賄人行賄時遭拒絕,就將公款貪污,案發后又串通作偽證。一起錯案因抓住一個在現實中發生可能性較小的疑點而得以避免。[8]

二是對被告人定罪存疑的案件

印證與疑點呈現出交錯狀態的疑案。即某一證據既有與之相印證的證據,又有與之矛盾的證據,如被告人的口供能與被害人的陳述和物件相印證,但與同案被告人的口供相矛盾。第一,能夠證實矛盾證據為偽證或是無證明力而予以排除。如能證明同案被告人口供不真實,則被告人的口供與在案證據的印證便是有效印證。第二,對矛盾能做出合理解釋,可以在容忍疑點的前提下形成有效印證。這種有效印證主要適用于在非主要案件事實出現疑點的情形。人證的真實性會受到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一方面,主觀上刻意作出不真實的陳述,這類典型的偽證能夠通過“證偽”加以排除,如證明證人是在被收買后作出的陳述。另一方面,人證對事實的感知可能會受到客觀環境的影響,如在陳述案情時受到誤導,或隨著時間的推移記憶產生模糊。對“錯證” 難以直接“證偽”,一般只能通過經驗對錯誤的形成作出合理的推斷,將“錯證”中與其他證據相矛盾的信息予以排除。在此基礎上,“錯證”中的矛盾不影響其它證據相互印證的有效性。例如共同被告人進行了多次搶劫犯罪,其中某些被告人所述贓款數額不一致,因時間長、次數多對搶劫數額的記憶不準確在情理之中,無損于印證的有效性。第三,疑點經判斷屬于案件根本矛盾,雖有相互印證證據,仍不能定罪。對于存在疑點的證據,必須結合其他證據對比分析直至排除,但時雖極盡努力,疑點仍然無法排除,此時不能作“留有余地”的裁判。

三是對被告人認定無罪的案件

“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指導法官處理疑案時,主觀方面只要認為存在被告人無罪的合理懷疑,不必形成無罪的內心確信,就可以作無罪處理;在客觀方面,只要能夠否定必要范圍內任何一個有罪證據的確實性即可,而不必形成認定無罪的證據體系,如辯方提出證據證明被告人沒有作案時間或不在犯罪現場等引起合理懷疑的事實。此外,即使否定不了有罪證據的確實性,如果未形成充分的有罪證據體系,也應作無罪處理。這能夠緩解法官作出無罪判決的壓力,避免造成案件久拖不決而影響訴訟效率。

(二)構建適合刑事自由裁量權行使的多元化證明模式

1、由單一印證模式到主客觀、正反結合、適合個案特點的多元化證明模式

我國的印證式證明模式是一種注重證據所承載信息的外在統一,而不注重證明主體的經驗、常識對證據可信性所進行的內省式理性判斷。隨著新刑訴法對人權保障理念加強,辯護制度的完善、非法證據的排除等制度的建立,司法機關的調查取證手段將受到嚴格的限制,因而面臨兩難選擇,如放棄定罪意味著失職,如違法獲取滿足實現印證要求的證據,則違反法律、侵犯權利。而排除合理懷疑標準,是一種在嚴格的刑事司法條件約束下較為現實、有利的選擇,發揮該標準的優勢,能在注重自由裁量權主觀因素的同時,又為之提供檢驗標準,便于采用主客觀結合、正反結合、靈活地適用個案特點的多元化證明模式去發現案件事實,從而避免單一印證模式的機械操作。

1)有相互印證的有罪證據,但不能排除合理懷疑,認定無罪的證明模式

如李某盜竊案。一審法院以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被害人的陳述、手印鑒定書等證據,認定被告人剪斷窗柵,翻進被害人家中竊得6千余元現金及金戒指等財物。被告人上訴否認盜竊。二審法院查明,手印鑒定書上李某的指紋系案發當日,從被盜現場一張印有“某照相館”字樣的信封上提取的,而被害人曾在李某所開設的“某照相館”沖印相片后連同該信封取回,一直放在家中。而公安局某法醫認為該信封上的指紋,在半年前可以形成。二審法院以證據不足認定被告人無罪。本案中對辯方提出的合理懷疑,經調查認為認定被告人到過現場的唯一證據,即留在信封上的指紋,不能排除是被告人之前行為留下的合理懷疑,因而不予定罪。

2)沒有相互印證證據,但能排除合理懷疑,認定有罪的證明模式

如張某盜竊案。某電機公司存放于廠房一車間內價值2萬多元的漆包線被盜。經勘查,發現廠房鐵門上的鎖具、車間防盜窗柵的掛鎖均被剪斷,并在該窗柵上提取了與張某右手中指相符的指紋1枚。張某拒不認罪,辯解記不清是否去過現場。本案無直接證據證明盜竊行為,法院認為被告人非被害單位員工,案發現場系封閉廠房內的一個車間,并非公共場所,這排除了被告人因誤入現場或工作原因而留下指紋的合理懷疑,故可得出是被告人實施盜竊時留下指紋的結論。

3)用排除合理懷疑增強相互印證程度而定罪的正反結合證明模式

排除合理懷疑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不能完全達到有效印證程度上的缺陷,適用于貪污賄賂、毒品等隱蔽性強,具有特殊性的“一對一”案件中。如孫某受賄案。某公司經理陳某供述為了感謝國有公司領導孫某對其業務上的關照,在孫家中送給孫10萬現金。孫某妻子的存折在兩日后有12萬的進賬。孫某起先辯解對12萬不知情,后說是妻子平時積攢的。本案從正面角度,現有證據無法完全達到有效印證的程度,只能從反面分析被告人的辯解是否存在合理的懷疑,孫妻辯解錢是別人借給她的,但經調查借款人否認。故夫妻二人均不能說明錢款的來源,本案通過補充證據在排除合理懷疑的同時補強了陳供述的真實性,增強相關間接證據對陳供述的印證程度,因而一審予以定罪。

4沒有直接證據,只有間接證據的案件中的證明模式

在只能依靠間接證據定案時,對證據鎖鏈是否閉合的問題,難以用印證模式去評判,必須用排除合理懷疑來檢驗,如存在合理的疑點導致邏輯鏈不閉合,就不能定罪。由于涉及推理的方法,因而允許辯方反駁,只有排除反駁的可能性后,才可形成完整的證明體系。如張某故意殺人案。張某的朋友遇害,經偵查現有證據顯示:張某的家中是被害人被殺現場,被害人的手機在張手中,張褲子上有被害人血跡。本案的間接證據形成鎖鏈,均指向張某。張某關于不在作案現場的辯解經查實不能成立,本案已排除合理懷疑,可以認定。

2 、由多元化證明模式重新認識“排除合理懷疑”入律后的影響

關于“排除合理懷疑”入律后是提高還是降低了原有的證明標準,學者們對此有不同觀點,有的認為是提高,因為增加規定了主觀證明要求,使認定事實必須滿足雙重標準;有的認為新刑訴法將排除合理懷疑作為檢驗是否確實、充分的標準,本身就降低了原標準的要求,實則賦予了更大的自由裁量權,反映了立法對主觀因素的重視,對自由心證的借鑒。我們認為不能簡單的說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因其蓋然性,必然低于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因為在實踐操作中并不體現一致性。如國外一些判無罪的案件在我國卻可能被定罪。而“排除合理懷疑”入律后,將會因個案體現不同的影響,如對有證據相互印證,但不能排除合理懷疑的案件,證明標準是提高,因為不排除合理懷疑不能定罪;但對證據不能完全有效印證,但能排除合理懷疑的案件,有些可以定罪,表面上看反而降低了要求?!芭懦侠響岩伞弊鳛槿祟愓J識規律在訴訟中的體現,能更好地反映無罪推定的價值選擇,體現在事實認定中的靈活性和可操作性,有利于發現客觀真實,減少錯判的風險。

(三)事實認定中刑事自由裁量權運行的規制規則

在事實認定自由裁量權行使過程中,必須要遵循一些基本規則對其進行規制,才能規范達到證明標準的內在思維途徑,以最大限度地追求“不枉不縱”。通過總結司法實踐及結合“排除合理懷疑”入律,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應滿足以下內在邏輯推理規則:

1、雙重審查規則

雙重審查規則是法官認定案件事實時應當首先遵循的方法規則,其應遵循的途徑:一方面是正向肯定,即事實清楚,據以認定事實的證據之間能夠相互印證;另一方面是反向否定,即排除證據之間及其與案件事實之間存在的疑點。在行使自由裁量權認定事實時要遵循正反結合雙重審查的規則,通過正向肯定與反向否定,仔細甄別證據,準確認定犯罪。從表面上看排除合理懷疑與證據的印證是不同的狀態,但作為證明的基本方法兩者通常在同一思維過程中被一并使用,二者相輔相成,才能避免 “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作為一種千篇一律的套話使用,更好的完成審查判斷證據的任務。

2、同一性規則

同一性規則是指法官在認定事實的過程中,必須對犯罪主體與被告人進行同一認定,以便作出正確判決的方法。對犯罪主體與被告人的同一認定主要是通過對證據特性進行判斷。首先是證據的關聯性,證據反映的犯罪主體的本質、固有、特有特征,也是被告人所具有的,這兩個客體會被認定同一實體。其次是證據指向的同一性。犯罪主體與被告人同時具備人身、時間、地點、行為、動機、結果的特征組合,這些特征的集合體反映了犯罪主體的基本特征。通過比較,如果兩者相符,就說明他們原本為同一體。如果有本質的、無法解釋的差異,便可排除被告人的嫌疑。

3、不矛盾規則

不矛盾規則以“兩個相互矛盾或相互反對的判斷不能同真,必有一假(亦可能同假)”的命題從否定的方面來保證訴訟證明思維的確定性。麥考密克曾經指出:“如果要對陳述過去事件的相互矛盾的證據進行鑒別,唯一的檢驗方式是看證據是否具有‘協調性’?!?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9" name=_ftnref9>[9]一系列主客觀條件給證據矛盾提供了存在空間,而發現、識別矛盾和正確處理矛盾,在訴訟證明中至關重要。將矛盾的一方排除、證明一方為真,或對矛盾進行合理解釋,證明主體就能對證據真偽做出合理的判斷。證據矛盾有根本性矛盾和非根本性矛盾之分。非根本矛盾對證據真實性的判定沒有影響,如發現證據之間存在根本矛盾之后,應當對證據進行去偽存真的甄別。全案的證據進過排列、組合、分析之后,必須是排除了矛盾,達到每個證據的前后一致。

4、經驗法則

經驗法則是指事實認定時必須依據人們從生活經驗中總結得出的關于事物因果關系或屬性狀態的法則或知識?!靶淌伦C明有其獨特的邏輯推理過程,發現事實的基礎是證據,但是由證據推理案件事實依據的卻是普遍接受的人類常識。這種常識雖然僅僅作為一種背景性的東西而存在,并不凸顯于前臺,但是它們卻構成法律職業群體共同的知識和文化背景,在事實發現中發揮潛移默化的作用?!?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10" name=_ftnref10>[10]經驗法則主要運用于案件事實依其特點難以收集到直接證據或無法運用證據直接認定的案件。在排除合理懷疑入律后,應當強調法官經驗的重要作用,尤其需要強化判例的指導作用,法官應當根據自己的“良知”和普通公眾的一般認知或經驗常識進行裁判,而不得違背職業道德,更不得作出有違常理的裁判。

5、唯一結論規則

所謂唯一結論規則是指據以定案的證據所得出的是具有排他性的唯一結論。唯一結論規則是排除合理懷疑在刑事證明標準上的歸宿和具體化?!蛾P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 5 條最后一項對證據確實、充分解釋為根據證據認定案件事實的過程符合邏輯和經驗規則,由證據得出的結論是唯一結論。所以唯一結論規則是認定事實的最后環節,也是建立在之前規則運用基礎上的邏輯思維的最終規則。堅持“結論唯一”,并不意味著要求對所有案件事實的細節都必須完全查清且得出唯一結論,其是指對案件主要事實即犯罪構成要件的證明上達到結論唯一的程度,除此以外別無其他可能。

結語

綜上,刑事訴訟中,規范事實認定證明活動的根本機制就是賦予裁判者自由裁量權以根據證據獲得內心確信,同時又要用有效的規則來規制自由裁量權的行使。通過在我國建立主客觀結合的證明標準,發揮排除合理懷疑的作用,研究相應的規則規制自由裁量權行使的思維途徑,可更好的指導事實認定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從而在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之間,司法公正與訴訟效率之間取得有效的制衡和最佳的配合,這是我們對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希望和追求。

(課題組成員:徐新中、王雅俊、何欽波、沙麗)



[1]劉昊陽:《試論概率原理在刑事審判中的運用》,《證據學論壇》(第2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299頁。

[2]胡建萍:《證明標準問題司法實務考察》,《訴訟法論叢》(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3

[3] 龍宗智:《相對合理懷疑》,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25頁。

[4] 顧培東:《社會沖突與訴訟機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頁。

[5] 賴早興:《證據法視野中的犯罪構成研究》,湘潭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96頁。

[6] 王亞新著:《社會變革中的民事訴訟》,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31頁。

[7] 余劍:《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在我國刑事審判中的運用》,《東方法學》,2008年第5期,第159頁。

[8] 閔春雷:《刑事訴訟證明基本范疇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16-317頁。

[9]英〕尼爾·麥考密克:《法律推理與法律理論》[M],姜峰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頁。

[10] 陳光中等:《刑事證明制度與認識論》[J],中國法學,2001年第1期,第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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